关于中国最早的罐头产于何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清朝光绪十九年（1893年）广东人张广源投资白银10万两在广州市建立广茂香罐头厂；另一说法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国内第一家生产罐头食品的泰丰食品公司在上海建立，投资白银7万两，生产双喜牌禽肉类罐头；还有一说是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庆江津人冉隆泽在江津县福寿场（现江津市津福镇）斜桥创办了建馨工厂，该厂佣工223人，生产罐头、果酒，从而诞生了重庆乃至我国西部第一家罐头厂，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留日学生冉曦之和冉君毅购回日本手工制罐设备，在重庆城南纪门设厂生产罐头。
20世纪初，中国各地开始陆续建立罐头厂——1908年福建一批爱国人士、华侨抱着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赤诚之心，筹资在厦门鼓浪屿内厝沃筹办陶化罐头厂，引进部分美国罐头加工设备，生产具有闽南地方风味的香菜心、豆豉酱瓜等罐头食品，出口到香港及东南亚，产品备受香港及海外华侨的欢迎；1913年湖南长沙南门外的陆军干粮厂就曾生产肉类及果蔬罐头，其中甲鱼罐头曾销往日本，果蔬罐头曾销往德国；等等。
中国罐头产业在1949年之前都没有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数量、规模和技术档次都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产业。1949年之后，中国罐头产业开始新的里程。
正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促进了美国罐头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罐头加工还没有形成产业，1949年全中国罐头产量不足500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罐头业因军需罐头的需要而得到快速发展，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就是当时军需罐头主要生产企业。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结束，中国罐头产量从1950年的1733吨剧增到1953年的27854吨，三年间产量绝对增幅达到了1507%。
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各行各业都纷纷效仿当时的苏联，罐头产业也不例外，在苏联的援助下，各地建起了不少罐头加工企业，生产各种罐头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出口。1958年，中国罐头出口量达到95257吨，接近10万吨关口。但之后，大跃进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冷却以及从1961年开始到1963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罐头产业走了一段下坡路，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罐头产量跌破10万吨，只有7万余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的罐头食品扮演了还款物资的角色，同时也成了中国谋求对西方贸易的敲门砖。通过民间贸易，罐头食品开始陆续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出口。1973年，中国罐头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在当时中国外汇十分紧缺的年代扮演了创汇大户的角色而备受政府重视。
在中国各种物资相对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罐头产业以出口创汇为主要任务，只有一些不能出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流通。而当时的罐头在国内属于高档消费品，往往成为探亲访友看望病人的礼品。随着对西方贸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各地的罐头企业开始兴起，一时间成为食品工业中最为活跃的产业之一，造就了一批优秀罐头品牌，如梅林、水仙花、长城、珠江桥等品牌。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罐头产业主要发展目标是出口创汇。即便是被认定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亦或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罐头食品产业的发展从未停止脚步。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罐头产业犹如一个庞大的罐头集团公司。1958年全中国就有22家原轻工部定点的罐头出口企业，之后逐年增加。原国家商检局就扮演着集团品控部的职责，不允许把不符合标准的罐头产品销到国外，否则会造成中国罐头信誉受损。而中粮为主的各地粮油进出口公司就相当于集团的外贸部，负责把罐头厂生产的罐头出口到世界各国，并根据工厂和产品使用相同或不同的品牌。比如，福建省的罐头厂就使用“水仙花”牌对外出口，天津、河南的罐头厂使用“长城”牌，上海、四川的肉类罐头使用“梅林”牌，广东罐头厂使用“珠江桥”牌。当时，中国罐头出口品牌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象山“牌、“天坛”牌等。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罐头产业的“工贸检一体化”体制。
为了发展罐头产业，原轻工部还投资兴建了罐头轻工机械制造厂，如广东汕头轻工机械厂就是1957年建成，到了1966年成为轻工部直属企业，为当时中国罐头加工机械装备的重点企业（现为“汕头轻工机械厂有限公司”）。广东汕头、浙江舟山、江西九江三个地方是计划经济时代罐头轻工机械的三大主要产地。
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罐头厂都有自己的制罐车间，制罐材料马口铁由于要依靠进口，因此，各地轻工厅每年都要到轻工部批马口铁指标，再把指标分发给本省的各个罐头厂。
1973年，中国罐头出口创汇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并在5年之后的1978年突破2亿美元，1980年突破3亿美元，1986年突破4亿美元，1988年更是从1987年的4.6亿美元一跃达到了6.2亿美元。出口量在1988年突破50万吨，创下了56万吨的历史新高。各地国有罐头企业稳步增长，在各地都扮演着“明星企业”、“利税大户”的光荣角色，也成了各地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就业热门工厂。上海梅林罐头厂、广西南宁罐头厂、漳州罐头厂等成为行业中的旗手。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有体制下的“工贸检一体化”这一经营模式发生了改变，民营罐头工厂迅速发张，私营罐头厂的出口贸易利用贸易双轨制走计划外贸易渠道，而此时的国有贸易体制同样发生根本性变化，国有体制下各工厂共同打造出来的罐头品牌归国有贸易公司中粮工业食品所有，拿不到中粮品牌授权的工厂就意味着失去出口渠道，不少企业转为自营出口之后由于没有品牌使用权只能接受OEM加工，拥有品牌的国有贸易公司可以指定多家工厂生产。品牌授权的混乱格局导致了当时同一品牌的产品质量千差万别，以东南亚为主的中国自有罐头品牌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无序竞争，一些拿不到品牌授权的罐头企业甚至铤而走险冒用品牌。另一方面，出口监管机构也因政策的改革出现监管漏洞，冒用出口工厂代号等问题不断发生。转型期的中国罐头食品产业在一片混乱中顽强、野蛮地发展。
一位业内人士回忆道：“当时的国有罐头企业对代号滥用深恶痛绝，对代号管理上出现的漏洞大声疾呼，以至于福建省三大国有罐头企业厂长联名血书上告，一批福建商检官员因此下马。但现在要用历史的眼光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转型期代号管理的漏洞也是国内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产物，如果当时的出口贸易管理体制已经改为当今的管理体制，这样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事实上，代号管理的漏洞恰恰帮助了民营罐头企业的发展”。
1989年注定是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发展史上令人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输美蘑菇罐头肠毒素事件”，该事件可谓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发展史上最为惨痛的大事件。事件经过简述如下——
1989年2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称这些发生食物中毒的伙食中都用了进口自中国的蘑菇罐头。美国国会特为此事召开了听证会，责成FDA处理此事。
5月19日：FDA通知各美国进口口岸：“不论何状的中国产10#罐蘑菇罐头，一律自动扣留，不再抽样检验！”并称，已发生了4起经证实与中国产蘑菇罐头有关的中毒事件，发病病例已超过100例。
9月22日：中国原经贸部、原国家商检局、原轻工部和粮油总公司谈判小组与美方达成谅解，即除列入自动扣留名单的少数罐头厂产品暂时不准进口外，其他在美注册的罐头厂产品，经双方检验（包括肠毒素检验）合格，仍可放行进口；在肠毒素检验方法上，双方均采用澳大利亚PTY公司生产的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以下简称TECRA试剂盒）作为手段。
10月13日：美国FDA通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他们重新修改了5·19的进口警告：扩大自动扣留———即对中国在美注册的59家蘑菇罐头加工厂的产品实行“全面自动扣留”！
之后，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其它中国蘑菇罐头进口国纷纷效仿美国，陆续出台对中国蘑菇罐头的进口限制措施。
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罐头厂都在加工蘑菇罐头，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浙江、四川等南方省份受到的冲击最为惨重。作为当时国内蘑菇罐头出口大省，福建省的国有罐头厂首当其冲。当时蘑菇罐头最大生产厂家漳州罐头食品总厂因此步入消亡轨道，而福州罐头厂因此倒闭。即便是浙江省的黄岩罐头厂，也因此损失2000多万，企业从此一蹶不振。业内人士回忆那段历史时指出：当时政府为了保护菇农利益，明知道产品制造出来也销不出去，仍然让国有企业照样收购蘑菇原料，由此造成大量库存最终亏本降价处理。这种体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肠毒素事件”之后显得更加突出，其最终结果便是将国有罐头企业推向衰亡之路。
中国商检部门历经数年开展了关于“蘑菇罐头肠毒素”的研究，并历经三次国际会议，最终于1999年10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三届“菇类生物学和菇类产品国际会议”上，中国课题组研究人员又一次代表中国检验检疫部门就此事作了大会专题发言和全面阐述，充分证明澳大利亚产的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存在假阳性的普遍事实，也证明了蘑菇原料以及罐头加工过程中即便污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因为各种外因的相互制约，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可能大量繁殖到产生肠毒素，更不可能在蘑菇罐头内产生“肠毒素”。在大量事实和科学数据面前，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被证明是“潘多拉魔盒”。它同时表明，1989年FDA以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检测出中国蘑菇罐头污染了“葡萄球菌肠毒素”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以上就是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历史上著名的“输美蘑菇肠毒素事件”。受此时间的打击，在1989年之后，大批国有罐头企业进入关停并转、倒闭破产的轨道。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进程进一步加速，到2000年之前，中国罐头产业一大批国营罐头企业相继倒闭破产，而一大批民营企业快速崛起，中外合资罐头企业也争先跟进，私营和合资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罐头行业的核心力量。在进入新世纪之前，除了上海梅林、厦门古龙、广州鹰金钱三家国有企业仍然运行外，大部分国有罐头厂已经进入改制阶段，不少企业开始了倒闭破产的清算程序。曾经排在全中国第二和第三的南宁罐头厂和漳州罐头厂即便有生产，也是一些私人经营者租用部分车间加工少量出口罐头而已。
尽管从1989年开始国有罐头厂进入消亡通道，但私营企业快速崛起。业内人士证实，漳州罐头厂停产之后，大量技术及管理人员流向民营罐头企业，由此快速提升了漳州私营罐头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管理实力。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罐头出口量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哀嚎声中稳步上升，即便1998年美国对华蘑菇罐头实施反倾销，除了只有个别受体制约束尚在苟延残喘的国有罐头企业因此停止呼吸外，经历过风雨之后的中国罐头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从1989年底到2000年这十年是中国罐头产业从国有罐头厂为主体转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所有制转型期。进入新世纪，民营罐头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罐头产业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罐头的产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番茄酱、黄桃、水产品等罐头品种的出口规模开始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
2001年，中国罐头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达到了119万吨。伴随着进入新世纪的钟声，中国罐藏食品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0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罐藏食品产业的国有企业占全行业资产比重已经降到低于25%的规模，而且呈现出快速萎缩的征兆，大批亏损严重的国有罐头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等待重组、转制、破产清算。一批民营罐头企业则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正处于快速扩张的起点。截至2015年，中国罐头产业中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坚挺的国有罐头企业只有上海梅林、厦门古龙、广州鹰金钱三家企业。这三家罐头企业目前仍然是国内罐头产业的知名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解除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计划经济时代兴建一个罐头厂，除了食品加工厂所需的行政审批外，还必须考虑是否能拿到出口指标；是否能买到马口铁或空罐；是否能获得出口代号；等等。勿容置疑，中国罐头产业历史上的“工贸检一体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中国罐头出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旧体制已经不适应产业发展的新形势，甚至成为阻碍产业发展的旧篱笆。轻工部解散、粮油进出口公司这一外贸系统改制作为各地方企业各自经营、企业可以自营出口、原国家商检局经过“三检合一”成为检验检疫局之后又并入国家质检总局自成管理体系后于2002年实施“出口食品卫生注册登记制度”（2011年改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制度），这一系列体制改革拆除了与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篱笆，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罐头产业发展及出口贸易的潜力。可以说，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就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空罐制造的专业化对中国罐头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有时代每个罐头厂都有一个空罐车间为本厂提供空罐，因此，新建罐头厂并非易事。改革开放之后，私营空罐制造工厂随着罐头产业的发展逐步增加，印铁制罐装备也不断升级，尤其是国产自动化电阻焊机、翻边滚筋封口多工位组合机等制罐设备的低价格化推动了空罐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罐头工厂的空罐需求提供了良好的供应保障。
马口铁的国产化进程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同样加速进行。宝钢、统一、中粤、金衡板、首钢等马口铁制造商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进口的局面，截止2015年，中国目前马口铁总产能据称已经超过1000万吨。
市场经济下的罐头加工出口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赚取外汇，还因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备受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不少罐头企业被评为地方乃至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湖南永州的桔子罐头加工企业湖南果秀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从2008年被选为全中国人大代表至今连续两届，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为中国罐头产业的发展提交了众多议案，成为当今中国罐头产业的杰出代表，从另一个侧面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各地政府对罐头产业的高度重视。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各地下大力气组织协调罐头原料的种植。新疆番茄、湖北桔子、山东芦笋和黄桃、江苏黄桃和蘑菇、安徽黄桃等原料种植基地的不断扩大确保了罐头加工的原料需求。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农产品原料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十分明显，质优价廉的中国罐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国际市场甚至因为中国产品的低价格而扩大了市场消费量。在占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之后，中国罐头市场拓展到非洲、中东地区、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番茄酱、蘑菇罐头、桔子罐头、黄桃罐头等品种的快速增长并持续多年保持出口量高位运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市场的全面拓展。
2000年，中国出口罐头97万吨，出口额7.4亿美元。其中，最大出口品种前五名分别为小白蘑菇罐头（出口量18.4万吨、出口额1.44亿美元）、柑桔罐头（17.5万吨、1.19亿美元）、番茄酱罐头（15.3万吨、0.68亿美元）、水煮竹笋罐头(每件容积>=8Kg)（9.2万吨、0.97亿美元）、芦笋罐头（8.3万吨、0.74亿美元）。这五大品种占当年总出口量的70%，总出口额的68%。
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外出口贸易体制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罐头产业百舸争流，大宗罐头出口品种的产能和产量快速提升，与此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产业无序竞争进一步加剧。但无论如何，中国罐头出口量逐年增长，2001年突破100万吨，2005年突破200万吨，2011年突破300万吨，2012年之后在290万吨上下波动。出口额在2014年突破5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进入新世纪到2012年，中国罐头产业经历了长达12年的黄金增长期，即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从2008年到2012年这四年间，中国罐头出口量还是处于逐年增长态势。
新世纪的中国罐头出口贸易并非一帆风顺。世界首例“特别保障措施”就是欧盟2003年对中国输欧盟桔子罐头实施的。该“特保案”在2008年改为反倾销调查，中国14家桔子罐头加工出口企业应诉，浙江台州一罐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应诉获得对欧盟出口的最优税率。受此影响，浙江台州地区原有二十多家桔子罐头加工出口企业开始下滑，截止2015年底仅存三、四家。澳大利亚、墨西哥也先后对华蘑菇罐头实施反倾销。2008年中国乳业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继而被西方媒体炒作为“中国食品威胁论”同样对中国罐头出口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增加了中国罐头出口企业的检验负担。美国FDA乘虚而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随时可以对食品输美的工厂进行现场抽查以及2012年对多菌灵残留的强制检验，都对中国罐头出口企业造成影响。
从2012年开始，中国罐头出口贸易因为各项加工成本逐年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造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逐年弱化，出口贸易进入了滞涨期。但庆幸的是并没有像有些外向型产业那样出现断崖式下滑，因此，可以认为，当前的中国罐头出口贸易的运行格局总体平稳。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国外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一些优秀企业在基地建设及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上不断探索，生产线自动化水平逐步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中国的罐头加工企业为了获取优质原料资源，跨省经营的现象十分突出。山东菏泽地区因为芦笋种植资源丰富而聚集了来自福建等地的罐头企业到当地建厂；江苏徐州、安徽宿州等地因为黄桃资源丰富而吸引了不少浙江水果罐头加工企业进驻；湖北宜昌因为长江柑橘带丰富的原料资源也引进了不少浙江罐头企业。
原料资源优势直接引发当地罐头产业规模的扩张，后者反过来驱动原料种植的进一步推广，几经循环往复，中国罐头产业已经形成以地区和原料种类为主导的一个个产业集群地：新疆的番茄酱产业集群；浙江、湖北、湖南的桔子罐头产业集群；福建漳州的蘑菇罐头、水产品罐头产业集群；徐州、宿州、临沂的水果罐头产业集群；四川、重庆的肉类罐头产业集群；广东揭阳的麻笋罐头产业集群；浙江、福建的孟宗笋罐头产业集群；广东豆豉鲮鱼罐头产业集群；秦皇岛昌黎的甜玉米产业集群；……。
2015年，中国出口罐头291万吨，出口额49.8亿美元。其中，超过10万吨出口规模的有7个税号，各个税号出口量值如下：番茄酱罐头（＞5kg）（出口量56.4万吨；出口额4.99亿美元）、番茄酱罐头（≤5kg）（42.3万吨；4.15亿美元）、柑桔罐头（31.8万吨；3.26亿美元）、小白蘑菇罐头（18.5万吨；2.54亿美元）、桃罐头（15.5万吨；1.89亿美元）、其他蔬菜罐头（此为海关单独列出的一个税则号，12.9万吨；2.57亿美元）、竹笋罐头（12.5万吨；2.05亿美元）。
和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罐头的内销市场拓展速度相对缓慢。但一些地区、一些品种的罐头产品则主要依靠内销市场而得到快速发展。广东地区的豆豉鲮鱼罐头加工产业、山东临沂平邑县地方镇的水果罐头加工产业、秦皇岛昌黎的甜玉米罐头加工产业等就是依靠国内市场销售发展起来的。此外，不少依靠出口贸易发展起来的罐头加工企业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开始发力国内市场，走内外销并举之路，同样取得一定的成效。厦门古龙、上海梅林、广州鹰金钱、厦门银鹭、湖南果秀、广东粤花、福建紫山、福建立兴、福建港昌、山东临沂康发、山东临沂天同、浙江丰岛、福建泉州喜多多、宿州科技、秦皇岛海洋食品等一批优秀品牌已经在内销市场上占据一定份额。八宝粥罐头、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类罐头、南北水果罐头、豆豉鲮鱼罐头、肉酱类罐头、调味番茄酱罐头、笋类罐头、甜玉米罐头等成为中国国内罐头市场的主力军。
军需罐藏食品每年都有需求，不少罐头企业通过竞标而获得了生产订单。而作为救灾食品，罐头往往成为灾区食品补给不可或缺的食品。2002年北京非典疫情爆发，商店的罐头产品被抢购一空，厦门古龙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加班加点赶制具有闽南风味的肉粽罐头通过海运送北京慰问抗击非典的医务工作者；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批通过直升机空投到灾区的食品就是四川美宁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肉类罐头。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中国罐头作为联合国采购物资或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多年来源源不断通过特殊渠道输送到国外。
由于国家统计局将杏仁露、椰汁、牛奶花生等蛋白饮料均纳入罐头产品统计，因此，从产量上看，最近几年中国罐头产量快速增长。可以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罐头产量的大幅增长部分属于蛋白饮料以及部分不添加防腐剂的调味食品，包括软包装罐头。2015年罐藏食品总产量为1212.6万吨，按照“总产量-出口量+进口量=国内市场表观消费量“来计算，由于进口量先对较少，可以忽略不计，则中国国内市场2015年的罐藏食品表观消费量为921.2万吨，中国大陆人口按13.6亿计算，中国罐藏食品人均消费量为6.77公斤。
20世纪初，中国各地开始陆续建立罐头厂——1908年福建一批爱国人士、华侨抱着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赤诚之心，筹资在厦门鼓浪屿内厝沃筹办陶化罐头厂，引进部分美国罐头加工设备，生产具有闽南地方风味的香菜心、豆豉酱瓜等罐头食品，出口到香港及东南亚，产品备受香港及海外华侨的欢迎；1913年湖南长沙南门外的陆军干粮厂就曾生产肉类及果蔬罐头，其中甲鱼罐头曾销往日本，果蔬罐头曾销往德国；等等。
中国罐头产业在1949年之前都没有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数量、规模和技术档次都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产业。1949年之后，中国罐头产业开始新的里程。
正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促进了美国罐头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罐头加工还没有形成产业，1949年全中国罐头产量不足500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罐头业因军需罐头的需要而得到快速发展，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就是当时军需罐头主要生产企业。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结束，中国罐头产量从1950年的1733吨剧增到1953年的27854吨，三年间产量绝对增幅达到了1507%。
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各行各业都纷纷效仿当时的苏联，罐头产业也不例外，在苏联的援助下，各地建起了不少罐头加工企业，生产各种罐头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出口。1958年，中国罐头出口量达到95257吨，接近10万吨关口。但之后，大跃进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冷却以及从1961年开始到1963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罐头产业走了一段下坡路，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罐头产量跌破10万吨，只有7万余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的罐头食品扮演了还款物资的角色，同时也成了中国谋求对西方贸易的敲门砖。通过民间贸易，罐头食品开始陆续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出口。1973年，中国罐头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在当时中国外汇十分紧缺的年代扮演了创汇大户的角色而备受政府重视。
在中国各种物资相对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罐头产业以出口创汇为主要任务，只有一些不能出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流通。而当时的罐头在国内属于高档消费品，往往成为探亲访友看望病人的礼品。随着对西方贸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各地的罐头企业开始兴起，一时间成为食品工业中最为活跃的产业之一，造就了一批优秀罐头品牌，如梅林、水仙花、长城、珠江桥等品牌。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罐头产业主要发展目标是出口创汇。即便是被认定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亦或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罐头食品产业的发展从未停止脚步。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罐头产业犹如一个庞大的罐头集团公司。1958年全中国就有22家原轻工部定点的罐头出口企业，之后逐年增加。原国家商检局就扮演着集团品控部的职责，不允许把不符合标准的罐头产品销到国外，否则会造成中国罐头信誉受损。而中粮为主的各地粮油进出口公司就相当于集团的外贸部，负责把罐头厂生产的罐头出口到世界各国，并根据工厂和产品使用相同或不同的品牌。比如，福建省的罐头厂就使用“水仙花”牌对外出口，天津、河南的罐头厂使用“长城”牌，上海、四川的肉类罐头使用“梅林”牌，广东罐头厂使用“珠江桥”牌。当时，中国罐头出口品牌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象山“牌、“天坛”牌等。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罐头产业的“工贸检一体化”体制。
为了发展罐头产业，原轻工部还投资兴建了罐头轻工机械制造厂，如广东汕头轻工机械厂就是1957年建成，到了1966年成为轻工部直属企业，为当时中国罐头加工机械装备的重点企业（现为“汕头轻工机械厂有限公司”）。广东汕头、浙江舟山、江西九江三个地方是计划经济时代罐头轻工机械的三大主要产地。
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罐头厂都有自己的制罐车间，制罐材料马口铁由于要依靠进口，因此，各地轻工厅每年都要到轻工部批马口铁指标，再把指标分发给本省的各个罐头厂。
1973年，中国罐头出口创汇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并在5年之后的1978年突破2亿美元，1980年突破3亿美元，1986年突破4亿美元，1988年更是从1987年的4.6亿美元一跃达到了6.2亿美元。出口量在1988年突破50万吨，创下了56万吨的历史新高。各地国有罐头企业稳步增长，在各地都扮演着“明星企业”、“利税大户”的光荣角色，也成了各地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就业热门工厂。上海梅林罐头厂、广西南宁罐头厂、漳州罐头厂等成为行业中的旗手。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有体制下的“工贸检一体化”这一经营模式发生了改变，民营罐头工厂迅速发张，私营罐头厂的出口贸易利用贸易双轨制走计划外贸易渠道，而此时的国有贸易体制同样发生根本性变化，国有体制下各工厂共同打造出来的罐头品牌归国有贸易公司中粮工业食品所有，拿不到中粮品牌授权的工厂就意味着失去出口渠道，不少企业转为自营出口之后由于没有品牌使用权只能接受OEM加工，拥有品牌的国有贸易公司可以指定多家工厂生产。品牌授权的混乱格局导致了当时同一品牌的产品质量千差万别，以东南亚为主的中国自有罐头品牌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无序竞争，一些拿不到品牌授权的罐头企业甚至铤而走险冒用品牌。另一方面，出口监管机构也因政策的改革出现监管漏洞，冒用出口工厂代号等问题不断发生。转型期的中国罐头食品产业在一片混乱中顽强、野蛮地发展。
一位业内人士回忆道：“当时的国有罐头企业对代号滥用深恶痛绝，对代号管理上出现的漏洞大声疾呼，以至于福建省三大国有罐头企业厂长联名血书上告，一批福建商检官员因此下马。但现在要用历史的眼光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转型期代号管理的漏洞也是国内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产物，如果当时的出口贸易管理体制已经改为当今的管理体制，这样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事实上，代号管理的漏洞恰恰帮助了民营罐头企业的发展”。
1989年注定是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发展史上令人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输美蘑菇罐头肠毒素事件”，该事件可谓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发展史上最为惨痛的大事件。事件经过简述如下——
1989年2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称这些发生食物中毒的伙食中都用了进口自中国的蘑菇罐头。美国国会特为此事召开了听证会，责成FDA处理此事。
5月19日：FDA通知各美国进口口岸：“不论何状的中国产10#罐蘑菇罐头，一律自动扣留，不再抽样检验！”并称，已发生了4起经证实与中国产蘑菇罐头有关的中毒事件，发病病例已超过100例。
9月22日：中国原经贸部、原国家商检局、原轻工部和粮油总公司谈判小组与美方达成谅解，即除列入自动扣留名单的少数罐头厂产品暂时不准进口外，其他在美注册的罐头厂产品，经双方检验（包括肠毒素检验）合格，仍可放行进口；在肠毒素检验方法上，双方均采用澳大利亚PTY公司生产的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以下简称TECRA试剂盒）作为手段。
10月13日：美国FDA通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他们重新修改了5·19的进口警告：扩大自动扣留———即对中国在美注册的59家蘑菇罐头加工厂的产品实行“全面自动扣留”！
之后，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其它中国蘑菇罐头进口国纷纷效仿美国，陆续出台对中国蘑菇罐头的进口限制措施。
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罐头厂都在加工蘑菇罐头，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浙江、四川等南方省份受到的冲击最为惨重。作为当时国内蘑菇罐头出口大省，福建省的国有罐头厂首当其冲。当时蘑菇罐头最大生产厂家漳州罐头食品总厂因此步入消亡轨道，而福州罐头厂因此倒闭。即便是浙江省的黄岩罐头厂，也因此损失2000多万，企业从此一蹶不振。业内人士回忆那段历史时指出：当时政府为了保护菇农利益，明知道产品制造出来也销不出去，仍然让国有企业照样收购蘑菇原料，由此造成大量库存最终亏本降价处理。这种体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肠毒素事件”之后显得更加突出，其最终结果便是将国有罐头企业推向衰亡之路。
中国商检部门历经数年开展了关于“蘑菇罐头肠毒素”的研究，并历经三次国际会议，最终于1999年10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三届“菇类生物学和菇类产品国际会议”上，中国课题组研究人员又一次代表中国检验检疫部门就此事作了大会专题发言和全面阐述，充分证明澳大利亚产的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存在假阳性的普遍事实，也证明了蘑菇原料以及罐头加工过程中即便污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因为各种外因的相互制约，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可能大量繁殖到产生肠毒素，更不可能在蘑菇罐头内产生“肠毒素”。在大量事实和科学数据面前，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被证明是“潘多拉魔盒”。它同时表明，1989年FDA以TECRA肠毒素检测试剂盒检测出中国蘑菇罐头污染了“葡萄球菌肠毒素”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以上就是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历史上著名的“输美蘑菇肠毒素事件”。受此时间的打击，在1989年之后，大批国有罐头企业进入关停并转、倒闭破产的轨道。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进程进一步加速，到2000年之前，中国罐头产业一大批国营罐头企业相继倒闭破产，而一大批民营企业快速崛起，中外合资罐头企业也争先跟进，私营和合资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罐头行业的核心力量。在进入新世纪之前，除了上海梅林、厦门古龙、广州鹰金钱三家国有企业仍然运行外，大部分国有罐头厂已经进入改制阶段，不少企业开始了倒闭破产的清算程序。曾经排在全中国第二和第三的南宁罐头厂和漳州罐头厂即便有生产，也是一些私人经营者租用部分车间加工少量出口罐头而已。
尽管从1989年开始国有罐头厂进入消亡通道，但私营企业快速崛起。业内人士证实，漳州罐头厂停产之后，大量技术及管理人员流向民营罐头企业，由此快速提升了漳州私营罐头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管理实力。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罐头出口量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哀嚎声中稳步上升，即便1998年美国对华蘑菇罐头实施反倾销，除了只有个别受体制约束尚在苟延残喘的国有罐头企业因此停止呼吸外，经历过风雨之后的中国罐头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从1989年底到2000年这十年是中国罐头产业从国有罐头厂为主体转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所有制转型期。进入新世纪，民营罐头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罐头产业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罐头的产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番茄酱、黄桃、水产品等罐头品种的出口规模开始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
2001年，中国罐头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达到了119万吨。伴随着进入新世纪的钟声，中国罐藏食品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0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罐藏食品产业的国有企业占全行业资产比重已经降到低于25%的规模，而且呈现出快速萎缩的征兆，大批亏损严重的国有罐头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等待重组、转制、破产清算。一批民营罐头企业则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正处于快速扩张的起点。截至2015年，中国罐头产业中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坚挺的国有罐头企业只有上海梅林、厦门古龙、广州鹰金钱三家企业。这三家罐头企业目前仍然是国内罐头产业的知名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解除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计划经济时代兴建一个罐头厂，除了食品加工厂所需的行政审批外，还必须考虑是否能拿到出口指标；是否能买到马口铁或空罐；是否能获得出口代号；等等。勿容置疑，中国罐头产业历史上的“工贸检一体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中国罐头出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旧体制已经不适应产业发展的新形势，甚至成为阻碍产业发展的旧篱笆。轻工部解散、粮油进出口公司这一外贸系统改制作为各地方企业各自经营、企业可以自营出口、原国家商检局经过“三检合一”成为检验检疫局之后又并入国家质检总局自成管理体系后于2002年实施“出口食品卫生注册登记制度”（2011年改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制度），这一系列体制改革拆除了与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篱笆，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罐头产业发展及出口贸易的潜力。可以说，中国罐藏食品产业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就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空罐制造的专业化对中国罐头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有时代每个罐头厂都有一个空罐车间为本厂提供空罐，因此，新建罐头厂并非易事。改革开放之后，私营空罐制造工厂随着罐头产业的发展逐步增加，印铁制罐装备也不断升级，尤其是国产自动化电阻焊机、翻边滚筋封口多工位组合机等制罐设备的低价格化推动了空罐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罐头工厂的空罐需求提供了良好的供应保障。
马口铁的国产化进程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同样加速进行。宝钢、统一、中粤、金衡板、首钢等马口铁制造商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进口的局面，截止2015年，中国目前马口铁总产能据称已经超过1000万吨。
市场经济下的罐头加工出口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赚取外汇，还因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备受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不少罐头企业被评为地方乃至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湖南永州的桔子罐头加工企业湖南果秀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从2008年被选为全中国人大代表至今连续两届，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为中国罐头产业的发展提交了众多议案，成为当今中国罐头产业的杰出代表，从另一个侧面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各地政府对罐头产业的高度重视。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各地下大力气组织协调罐头原料的种植。新疆番茄、湖北桔子、山东芦笋和黄桃、江苏黄桃和蘑菇、安徽黄桃等原料种植基地的不断扩大确保了罐头加工的原料需求。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农产品原料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十分明显，质优价廉的中国罐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国际市场甚至因为中国产品的低价格而扩大了市场消费量。在占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之后，中国罐头市场拓展到非洲、中东地区、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番茄酱、蘑菇罐头、桔子罐头、黄桃罐头等品种的快速增长并持续多年保持出口量高位运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市场的全面拓展。
2000年，中国出口罐头97万吨，出口额7.4亿美元。其中，最大出口品种前五名分别为小白蘑菇罐头（出口量18.4万吨、出口额1.44亿美元）、柑桔罐头（17.5万吨、1.19亿美元）、番茄酱罐头（15.3万吨、0.68亿美元）、水煮竹笋罐头(每件容积>=8Kg)（9.2万吨、0.97亿美元）、芦笋罐头（8.3万吨、0.74亿美元）。这五大品种占当年总出口量的70%，总出口额的68%。
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外出口贸易体制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罐头产业百舸争流，大宗罐头出口品种的产能和产量快速提升，与此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产业无序竞争进一步加剧。但无论如何，中国罐头出口量逐年增长，2001年突破100万吨，2005年突破200万吨，2011年突破300万吨，2012年之后在290万吨上下波动。出口额在2014年突破5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进入新世纪到2012年，中国罐头产业经历了长达12年的黄金增长期，即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从2008年到2012年这四年间，中国罐头出口量还是处于逐年增长态势。
新世纪的中国罐头出口贸易并非一帆风顺。世界首例“特别保障措施”就是欧盟2003年对中国输欧盟桔子罐头实施的。该“特保案”在2008年改为反倾销调查，中国14家桔子罐头加工出口企业应诉，浙江台州一罐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应诉获得对欧盟出口的最优税率。受此影响，浙江台州地区原有二十多家桔子罐头加工出口企业开始下滑，截止2015年底仅存三、四家。澳大利亚、墨西哥也先后对华蘑菇罐头实施反倾销。2008年中国乳业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继而被西方媒体炒作为“中国食品威胁论”同样对中国罐头出口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增加了中国罐头出口企业的检验负担。美国FDA乘虚而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随时可以对食品输美的工厂进行现场抽查以及2012年对多菌灵残留的强制检验，都对中国罐头出口企业造成影响。
从2012年开始，中国罐头出口贸易因为各项加工成本逐年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造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逐年弱化，出口贸易进入了滞涨期。但庆幸的是并没有像有些外向型产业那样出现断崖式下滑，因此，可以认为，当前的中国罐头出口贸易的运行格局总体平稳。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国外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一些优秀企业在基地建设及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上不断探索，生产线自动化水平逐步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中国的罐头加工企业为了获取优质原料资源，跨省经营的现象十分突出。山东菏泽地区因为芦笋种植资源丰富而聚集了来自福建等地的罐头企业到当地建厂；江苏徐州、安徽宿州等地因为黄桃资源丰富而吸引了不少浙江水果罐头加工企业进驻；湖北宜昌因为长江柑橘带丰富的原料资源也引进了不少浙江罐头企业。
原料资源优势直接引发当地罐头产业规模的扩张，后者反过来驱动原料种植的进一步推广，几经循环往复，中国罐头产业已经形成以地区和原料种类为主导的一个个产业集群地：新疆的番茄酱产业集群；浙江、湖北、湖南的桔子罐头产业集群；福建漳州的蘑菇罐头、水产品罐头产业集群；徐州、宿州、临沂的水果罐头产业集群；四川、重庆的肉类罐头产业集群；广东揭阳的麻笋罐头产业集群；浙江、福建的孟宗笋罐头产业集群；广东豆豉鲮鱼罐头产业集群；秦皇岛昌黎的甜玉米产业集群；……。
2015年，中国出口罐头291万吨，出口额49.8亿美元。其中，超过10万吨出口规模的有7个税号，各个税号出口量值如下：番茄酱罐头（＞5kg）（出口量56.4万吨；出口额4.99亿美元）、番茄酱罐头（≤5kg）（42.3万吨；4.15亿美元）、柑桔罐头（31.8万吨；3.26亿美元）、小白蘑菇罐头（18.5万吨；2.54亿美元）、桃罐头（15.5万吨；1.89亿美元）、其他蔬菜罐头（此为海关单独列出的一个税则号，12.9万吨；2.57亿美元）、竹笋罐头（12.5万吨；2.05亿美元）。
和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罐头的内销市场拓展速度相对缓慢。但一些地区、一些品种的罐头产品则主要依靠内销市场而得到快速发展。广东地区的豆豉鲮鱼罐头加工产业、山东临沂平邑县地方镇的水果罐头加工产业、秦皇岛昌黎的甜玉米罐头加工产业等就是依靠国内市场销售发展起来的。此外，不少依靠出口贸易发展起来的罐头加工企业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开始发力国内市场，走内外销并举之路，同样取得一定的成效。厦门古龙、上海梅林、广州鹰金钱、厦门银鹭、湖南果秀、广东粤花、福建紫山、福建立兴、福建港昌、山东临沂康发、山东临沂天同、浙江丰岛、福建泉州喜多多、宿州科技、秦皇岛海洋食品等一批优秀品牌已经在内销市场上占据一定份额。八宝粥罐头、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类罐头、南北水果罐头、豆豉鲮鱼罐头、肉酱类罐头、调味番茄酱罐头、笋类罐头、甜玉米罐头等成为中国国内罐头市场的主力军。
军需罐藏食品每年都有需求，不少罐头企业通过竞标而获得了生产订单。而作为救灾食品，罐头往往成为灾区食品补给不可或缺的食品。2002年北京非典疫情爆发，商店的罐头产品被抢购一空，厦门古龙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加班加点赶制具有闽南风味的肉粽罐头通过海运送北京慰问抗击非典的医务工作者；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批通过直升机空投到灾区的食品就是四川美宁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肉类罐头。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中国罐头作为联合国采购物资或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多年来源源不断通过特殊渠道输送到国外。
由于国家统计局将杏仁露、椰汁、牛奶花生等蛋白饮料均纳入罐头产品统计，因此，从产量上看，最近几年中国罐头产量快速增长。可以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罐头产量的大幅增长部分属于蛋白饮料以及部分不添加防腐剂的调味食品，包括软包装罐头。2015年罐藏食品总产量为1212.6万吨，按照“总产量-出口量+进口量=国内市场表观消费量“来计算，由于进口量先对较少，可以忽略不计，则中国国内市场2015年的罐藏食品表观消费量为921.2万吨，中国大陆人口按13.6亿计算，中国罐藏食品人均消费量为6.7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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